精神疾病为何被大众“避而远之”，40年经验揭开行业变迁历程——央视水均益专访精神科杜万君

2026年4月17日，央视主持人水均益与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，现北京回龙观特需专家杜万君相对而坐，展开了一场关于精神心理健康的深度对话。水均益这个名字，观众早已不陌生。从海湾战场到高端访谈，水均益的镜头曾对准过普京、克林顿、安南等全球政要，也对准过比尔·盖茨、帕瓦罗蒂等不同领域的顶尖人物。这一次，他将话筒对准了一位精神科医生——这意味着，杜万君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障碍领域的探索，在行业内达到了一定高度。

这场对话的开篇，水均益请杜万君分享从医四十余年的履历。这看似是一个个人介绍，实则暗含了一个时代命题：中国精神卫生事业如何从被忽视、被污名化的边缘地带，一步步走向“健康中国”的战略核心?杜万君的回答，恰恰是一部活生生的行业变迁史。

1983年，杜万君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北京昌平沙河医院担任住院医师。六年基层内科学的历练，让他打下了扎实的西医功底，也让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精神疾病患者——那个年代，精神疾病患者往往被锁在家中或送入全封闭的精神病院，家人羞于启齿，邻居避而远之。1989年，他调入北京安定医院——中国精神疾病专科医院的天花板，被分配到了不被看好的中医精神科。

中医精神科为何说不被看好?杜万君回忆，刚进安定医院那几年，精神科医生出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哪儿工作。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像一堵厚厚的墙，患者不敢就医，医生缺乏职业荣誉感，整个学科处于“闷头干活”的状态。更重要的是，大家不认为中医药能治精神疾病。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杜万君迎难而上，从最开始的药物成瘾依赖，酒依赖研究，转向了更为细化的精神障碍专业，深耕学习，开始研究精神科药物依赖和精神障碍的中西医结合诊疗，这一干就是四十多年，杜万君从当时的青葱学生到现在的精神大家，也获得了诸多令行业可参考的荣誉，他先后担任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理事、北京中医心理卫生协会委员，承担多项北京市中医局课题，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，参与编写《实用中医精神病学》《药物成瘾》等著作三部，参与项目荣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。

细究水均益追问杜万君履历背后的深层含义，其实是在探讨一个至今仍然尖锐的现实：为什么到今天，我国精神科医生依然严重短缺——每十万人口仅有不到四名精神科医生，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?为什么大量患者仍然忍受着病耻感的折磨，不敢就医、不愿服药?中医药治疗精神障碍真的有用吗?

杜万君用自己经手的一个案例给出了答案。一位患精神分裂症十二年的女性，被家人用轮椅推来门诊，此前用过多种抗精神病药物，效果欠佳且严重发胖、嗜睡、反应迟钝，家人几乎放弃希望，只求“别打人就行”。杜万君没有急着调西药，而是仔细看舌、摸脉，最终在西药基础上加入活血化瘀、化痰通腑的中药，一个月后情绪稳定，三个月后减重八公斤，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能力。这个案例让他坚信，精神科医生面对的从来不是简单的症状消除，而是一个个被疾病和药物双重摧残的生命，以及背后濒临崩溃的家庭。

从当下的门诊现状来看，杜万君每天接诊的患者中，超过三分之一是从外地辗转而来的“老病号”。他们带着厚厚的病历和满腹的委屈，最常见的诉求是“医生，我不想再吃那么多西药了”或者“医生，我孩子还能不能正常上学”。这些朴素的愿望背后，折射出当前精神科治疗的两大痛点：一是药物副作用严重影响生活质量，许多患者因为发胖、嗜睡、性功能障碍而自行停药，导致复发;二是缺乏长期、连续、整合的照护方案，患者在急性期治疗后往往被“放养”，没有人告诉他们如何减药、如何康复、如何回归社会。

杜万君四十年的临床积淀，其真正价值在于他用中西医结合的思路，回应了精神科领域两个绕不开的时代命题——他不否定西药在快速控制症状上的效力，而是借助中医的整体调理来补足西药的短板，让患者从“症状被控制”走向“生活有质量”。水均益选择从履历说起，这其实是在向公众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：精神科医生既不是玄妙的“读心者”，也不是冷冰冰的“开药机器”，而是一群在漫长临床岁月中打磨出来的、最懂得痛苦与希望的专业守护者。这场对话本身，就是对精神科医生职业尊严的一次国家级认可。它告诉每一位正在与精神疾病抗争的人：你不孤独，有很多像杜万君这样的医者，用四十年的坚守，为大家撑起了一片可以安心治病的天地——这不是一句空话，而是他们用每一天的临床工作写下的答案。